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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妻管严’，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？’我自然没说什么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还有县人大主任孙凌云呢，他怎么反应？”我问。
“回到宿舍，快十点钟了，我试着跟孙凌云家打了电话，他没睡，我到了他家。刚说起了雇工费用，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，大声说：‘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、党委书记，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、县长，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？”董书记说。
“孙主任说，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，哪家不请清洁工？哪家不请保姆？哪家不请花匠？哪家清洁工、保姆、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？我家清洁工、保姆、花匠的费用，红庙乡可以不支付，但县里也要支付。我是看县财政吃紧，才让红庙乡支付的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有些人不干正事，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，搬弄是非，挑起事端。你是县委书记，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，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，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，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。”董书记说。
我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这不是强词夺理吗？这是什么逻辑？这是哪家的王法啊？”
“狗屁逻辑，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，我觉得是蛮横无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，心情沉重，我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怎么窝囊啊？”我问。
“县委书记，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，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，处处求人，讨好，和稀泥；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给别人台阶，给别人面子；处处妥协，拿原则做交易，玩官场游戏。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，为县委书记想过？！”董书记说。
我耐心倾听着，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，轻声问：“那后来怎么样，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在月光县，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、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，处理不了，请他们处理，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，太丢人，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，就没有请上面处理，只是消极的等他们‘回心转意’，意识到自己的不妥，然后主动纠正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我们回心转意了吗？他们自我纠正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没有。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，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，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，恐怕现在也是这样。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。老弟，我算解放了，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。”董书记说。
他又一连谈了其它各方面的事情，但都是“负面”的。
我勉强笑了笑，问他：“你没打听过调你回来的原因吗？”
“打听过，月光县里一些人总是向省里、市里告状，说我喜欢搞封建县太爷那一套，让老百姓给自己磕头，破坏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，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；说我无事生非，小题大做，影响了县党政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说我搞一言堂，唯我独尊，压制不同意见，动辄查这个撤那个，弄得干部人心惶惶，干群关系紧张，干部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……你说，这是哪跟哪啊，这不是十足的扯蛋吗？”董书记说。
停了一下，他似乎有些痛心地说：“苍蝇总是叮有缝的蛋啊！”
“我还是想问你一下，当然，你可以不回答。”我直接了当地问：“你认为这是调你回来的根本原因吗？”
“恐怕不是，这只能算桌面上的原因。”
“那么，桌面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”
“恐怕是我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，如果仍让我这个剃头匠、愣头青呆在那里，恐怕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、方方面面的一些人有芒刺在背，如坐针毡之虞。说大一点，不利于‘稳定和团结’。”
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“月光县的问题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要想轻装上阵，必须进行彻底清理。要彻底清理，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。你想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月光县大大小小的事发生了多少啊，不谈月光县内部的干部升迁调动，月光县往市里、省里输送了多少干部啊，还有调这些干部的干部呢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拔出萝卜带出泥啊……。”
我不免深有感触地应和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“命运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，我想调回来，不想干事的时候，偏不让我回来。我不想回来，想大干一番的时候，偏偏让我回来。你说，是谁跟我过不去呢？”董书记长长地叹着气，心头难平。
“那么，到底是谁跟你过不去呢？或者说，是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过不去呢？”我紧追着问。
“算了吧，我不想想这些，想起来就头疼，就害怕，就做噩梦。你自己去慢慢感受吧。”董书记静静地望着湖面，心中有些茫然……
拜访令我尴尬，令我失望。
我真切地感到，即将开始的月光之行，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！
‘妻管严’，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？’我自然没说什么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还有县人大主任孙凌云呢，他怎么反应？”我问。
“回到宿舍，快十点钟了，我试着跟孙凌云家打了电话，他没睡，我到了他家。刚说起了雇工费用，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，大声说：‘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、党委书记，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、县长，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？”董书记说。
“孙主任说，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，哪家不请清洁工？哪家不请保姆？哪家不请花匠？哪家清洁工、保姆、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？我家清洁工、保姆、花匠的费用，红庙乡可以不支付，但县里也要支付。我是看县财政吃紧，才让红庙乡支付的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有些人不干正事，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，搬弄是非，挑起事端。你是县委书记，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，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，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，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。”董书记说。
我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这不是强词夺理吗？这是什么逻辑？这是哪家的王法啊？”
“狗屁逻辑，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，我觉得是蛮横无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，心情沉重，我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怎么窝囊啊？”我问。
“县委书记，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，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，处处求人，讨好，和稀泥；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给别人台阶，给别人面子；处处妥协，拿原则做交易，玩官场游戏。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，为县委书记想过？！”董书记说。
我耐心倾听着，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，轻声问：“那后来怎么样，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在月光县，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、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，处理不了，请他们处理，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，太丢人，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，就没有请上面处理，只是消极的等他们‘回心转意’，意识到自己的不妥，然后主动纠正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我们回心转意了吗？他们自我纠正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没有。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，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，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，恐怕现在也是这样。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。老弟，我算解放了，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。”董书记说。
他又一连谈了其它各方面的事情，但都是“负面”的。
我勉强笑了笑，问他：“你没打听过调你回来的原因吗？”
“打听过，月光县里一些人总是向省里、市里告状，说我喜欢搞封建县太爷那一套，让老百姓给自己磕头，破坏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，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；说我无事生非，小题大做，影响了县党政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。”董书记说。
“说我搞一言堂，唯我独尊，压制不同意见，动辄查这个撤那个，弄得干部人心惶惶，干群关系紧张，干部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……你说，这是哪跟哪啊，这不是十足的扯蛋吗？”董书记说。
停了一下，他似乎有些痛心地说：“苍蝇总是叮有缝的蛋啊！”
“我还是想问你一下，当然，你可以不回答。”我直接了当地问：“你认为这是调你回来的根本原因吗？”
“恐怕不是，这只能算桌面上的原因。”
“那么，桌面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”
“恐怕是我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，如果仍让我这个剃头匠、愣头青呆在那里，恐怕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、方方面面的一些人有芒刺在背，如坐针毡之虞。说大一点，不利于‘稳定和团结’。”
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“月光县的问题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要想轻装上阵，必须进行彻底清理。要彻底清理，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。你想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月光县大大小小的事发生了多少啊，不谈月光县内部的干部升迁调动，月光县往市里、省里输送了多少干部啊，还有调这些干部的干部呢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拔出萝卜带出泥啊……。”
我不免深有感触地应和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“命运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，我想调回来，不想干事的时候，偏不让我回来。我不想回来，想大干一番的时候，偏偏让我回来。你说，是谁跟我过不去呢？”董书记长长地叹着气，心头难平。
“那么，到底是谁跟你过不去呢？或者说，是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过不去呢？”我紧追着问。
“算了吧，我不想想这些，想起来就头疼，就害怕，就做噩梦。你自己去慢慢感受吧。”董书记静静地望着湖面，心中有些茫然……
拜访令我尴尬，令我失望。
我真切地感到，即将开始的月光之行，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