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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了悲哀,苦闷,愤世,嫉邪,视世闹事无一当意,世闻人无一怄心”“……庐隐的苦闷,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?经验过?但别人讳莫如深,唯恐人知,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,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。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。”
时人喜欢将庐隐和冰心相提并论,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,表现出她对自由、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。庐隐的作品则不同,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,前途茫茫,一片黑暗,他们负荷着冷酷、无情的现实,有人说“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,她深深地感受着孤独。谢冰心主张则不然,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问,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。这样,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问,而谢冰心,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。她们俩,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,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……”
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。首先,她的家庭、教育在她思想里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,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;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,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,没有亲人之情。到了成年,其遭遇又十分不幸,亲人的相继死亡,这残酷的命运,使她悲痛欲绝;三是“五四”运动的落潮,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,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庐隐曾说:“在第一个时期里,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,到第二个时期,我的人生现,由极度的悲哀,向另一方向转变,到了第三个时期,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,所谓‘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’了。”
她说的三个时期,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。其实,不论哪个时期的作品,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,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:“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,一起头我就这样,其中所不同的,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,所以第二步,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,我还是伤感,第三步呢,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,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,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,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,只因我的伤感,已到不可说的地步……”
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,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,但实则不然。她自己也说,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:“在文章里,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,——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,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,才想得起来,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,但在实际生活上,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”。“在写文章时——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,说也奇怪,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,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,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去,只要文章一写完,我放下笔,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……”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《曼丽》,是她认为“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”。茅盾说:“《曼丽》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幻想的感情花衫,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。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,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。促成她这一转向的,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,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。”
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:“这本小说集子比《海滨故人》很有不同的地方。就内容说,《曼丽》的取材,范围要比《海滨故人》宽些,……《海滨故人》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,好处是亲切;在这本集子里,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,但要比较蕴蓄些。……《海滨故人》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,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。”
满了悲哀,苦闷,愤世,嫉邪,视世闹事无一当意,世闻人无一怄心”“……庐隐的苦闷,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?经验过?但别人讳莫如深,唯恐人知,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,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。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。”
时人喜欢将庐隐和冰心相提并论,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,表现出她对自由、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。庐隐的作品则不同,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,前途茫茫,一片黑暗,他们负荷着冷酷、无情的现实,有人说“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,她深深地感受着孤独。谢冰心主张则不然,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问,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。这样,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问,而谢冰心,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。她们俩,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,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……”
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。首先,她的家庭、教育在她思想里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,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;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,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,没有亲人之情。到了成年,其遭遇又十分不幸,亲人的相继死亡,这残酷的命运,使她悲痛欲绝;三是“五四”运动的落潮,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,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庐隐曾说:“在第一个时期里,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,到第二个时期,我的人生现,由极度的悲哀,向另一方向转变,到了第三个时期,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,所谓‘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’了。”
她说的三个时期,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。其实,不论哪个时期的作品,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,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:“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,一起头我就这样,其中所不同的,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,所以第二步,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,我还是伤感,第三步呢,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,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,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,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,只因我的伤感,已到不可说的地步……”
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,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,但实则不然。她自己也说,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:“在文章里,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,——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,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,才想得起来,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,但在实际生活上,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”。“在写文章时——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,说也奇怪,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,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,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去,只要文章一写完,我放下笔,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……”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《曼丽》,是她认为“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”。茅盾说:“《曼丽》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幻想的感情花衫,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。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,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。促成她这一转向的,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,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。”
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:“这本小说集子比《海滨故人》很有不同的地方。就内容说,《曼丽》的取材,范围要比《海滨故人》宽些,……《海滨故人》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,好处是亲切;在这本集子里,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,但要比较蕴蓄些。……《海滨故人》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,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