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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滨。嬴水是山东汶河上游源头的两大支流之一，其发源地，就是古时候嬴氏族的最早居住地，至今还保留有古嬴城的遗址。
秦人的著名祖先伯益（也就是大费），即是少昊的后人。伯益被舜帝赐姓嬴，跟少昊出生在嬴水一带当然有关系。
秦襄公还用马驹、黄牛、羝羊各三头的“太牢”大礼，祭祀白帝，以庆贺秦的正式立国。这里祭祀的白帝，也是东方古老氏族的始祖。白帝是上古羲和部落的后裔、东夷族的首领，也是赢姓及其秦、徐、黄、江、李等几百个姓氏的始祖。白帝最初建立的国家，就在今天的山东日照。
秦襄公玩这些，可不是没用的花活儿。他以白帝为上帝，大张旗鼓地祭祀，以至于司马迁认为是“僭越周礼”。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祭祀上帝，而诸候只能祭祀本国的名山大川。秦襄公“越礼”祭祀上帝，正表明了他要取周而代之的远大志向。
建国之后的四年间，秦襄公一直在加强武备，“备其甲兵，以讨西戎”。
经过四年的浴血苦战，“伐戎而至岐”。他终于打到了周人的老家岐这个地方。这里土肥水美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戎人当然不肯轻易退出，双方争夺十分激烈，秦国一时还拿不下这个地方。
公元前766年，也就是秦襄公执政后的第十二年，在一次进军至岐的战事中，襄公不幸死于军中，葬于西陲。
可叹秦国的这位开国英雄，连个本名也没留下来。他的爵位，终其一生只做到了“伯”，“襄公”只是美誉。他的生年也不可考。
历史的黄沙，掩埋了英雄太多的光辉。
秦襄公，应算是秦国的第一位大英雄。有了它，老秦人脚下才有了一块夯实的基地。往后的春秋霸业、战国宏图、混一宇内，才有了逐一展开的起点。
襄公之名，当永垂史册。
司马迁说，“秦起襄公”。
有了秦襄公建国，心急的读者可能要问了，秦国是否就此能一飞冲天了呢？否！
一个新兴国家，不管他的创始人有多么大的雄才大略，要想让国家发育成超级强国，怎么也得一百年，急不得，也快不得，否则就要出问题。
秦襄公之后，先后有七代国君登场，慢慢地把秦国带向了天下霸主的序幕地位。
为什么这么慢？是因为秦国还太落后，还处在不文明的阶段。
你看看它——穷，典章制度也不完备。建国的时候，尽管有山东诸国派来使节，向他们行聘问之礼，但展示在人家眼里的，大概仅仅是不止百年的差距吧？
尽管秦襄公筑了别国都没有的祭祀台，叫做“西畤”，祭祀远祖白帝；尽管他以后的秦文公，也制造了“神鸡”从天而降，为秦国带来王霸运气的神话（今陕西宝鸡的命名，就是从此而来）；但这都是雄心壮志而已——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秦国穷，物质谈不上了，他们就是靠这精神慢慢地往前挪啊！
从秦襄公之后，秦国领袖的名字就好记了。不过，严格说来也不是他们的名字，从受封“秦嬴”名号的非子以后，秦人领袖居然都没留下名字，有的就叫做“秦侯”，有的则叫做“秦仲”。秦仲——晕，这不就是古语中的“秦老二”吗？
这一百多年，我们先按照顺序理一下，那就是文公、宪公、出公、武公、德公、宣公、成公。
先来说文公。文公对秦国“大国崛起”的贡献，是他继承父业，经16年努力，终于赶跑了戎人，夺得了周族的发祥地——岐，控制了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。
他从即位起，就张罗着讨伐戎人，先是领着700名武士从西垂宫（今甘肃礼县）出发“东猎”，其实就是军事演习。第二年到达“汧渭之会”（究竟是哪儿有争议，估计是在宝鸡以东），觉得这地方不错，四通八达，于是就在这里住下，把都邑迁至这里。这一举措，使秦国势力进入了关中腹地，为将来的起飞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立脚点。
至此秦国之土，西起天水，中跨宝鸡，东达岐山，在地理上已经具有一个大国规模了。
领土扩张以后，为取得周王室的更大支持，秦文公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，献给了周王室，自己专心向西拓展。
他发兵驱逐了戎人后，岐山一带还有大量没有随周平王迁走的周人，秦文公就把他们统统收留。这些周人，都是农业上的好手，秦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种庄稼的本事。到此，秦人的游牧经济，就转型成了当时先进的农业经济。
经济的转型，与国家的政治进步、军事强大互为表里。可以想象秦人中的赳赳硬汉，在学习扶犁点种时的笨拙。可是再困难也不能骂娘，为了子孙万代，转型的代价是一定要付的。
文公上台第13年，设立了史官，记录国家历史，老百姓也逐渐有所开化，开始向往文明了。文公在位第20年时，为解决秦人的宗族纠纷，设立了“三族之罪”法律，开始以法治国。
在意识形态方面，他也筑了高台，祭祀白帝。还别出心裁，在陈仓北坂（宝鸡之南）修建了一座大庙，祭祀为秦国带来王霸气象的“神鸡”。
当今也有历史学家说，从天而降的“神鸡”，不过是陨石而已。不管它是什么，秦国的志向，就是要做一个有翅膀的民族。
之滨。嬴水是山东汶河上游源头的两大支流之一，其发源地，就是古时候嬴氏族的最早居住地，至今还保留有古嬴城的遗址。
秦人的著名祖先伯益（也就是大费），即是少昊的后人。伯益被舜帝赐姓嬴，跟少昊出生在嬴水一带当然有关系。
秦襄公还用马驹、黄牛、羝羊各三头的“太牢”大礼，祭祀白帝，以庆贺秦的正式立国。这里祭祀的白帝，也是东方古老氏族的始祖。白帝是上古羲和部落的后裔、东夷族的首领，也是赢姓及其秦、徐、黄、江、李等几百个姓氏的始祖。白帝最初建立的国家，就在今天的山东日照。
秦襄公玩这些，可不是没用的花活儿。他以白帝为上帝，大张旗鼓地祭祀，以至于司马迁认为是“僭越周礼”。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祭祀上帝，而诸候只能祭祀本国的名山大川。秦襄公“越礼”祭祀上帝，正表明了他要取周而代之的远大志向。
建国之后的四年间，秦襄公一直在加强武备，“备其甲兵，以讨西戎”。
经过四年的浴血苦战，“伐戎而至岐”。他终于打到了周人的老家岐这个地方。这里土肥水美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戎人当然不肯轻易退出，双方争夺十分激烈，秦国一时还拿不下这个地方。
公元前766年，也就是秦襄公执政后的第十二年，在一次进军至岐的战事中，襄公不幸死于军中，葬于西陲。
可叹秦国的这位开国英雄，连个本名也没留下来。他的爵位，终其一生只做到了“伯”，“襄公”只是美誉。他的生年也不可考。
历史的黄沙，掩埋了英雄太多的光辉。
秦襄公，应算是秦国的第一位大英雄。有了它，老秦人脚下才有了一块夯实的基地。往后的春秋霸业、战国宏图、混一宇内，才有了逐一展开的起点。
襄公之名，当永垂史册。
司马迁说，“秦起襄公”。
有了秦襄公建国，心急的读者可能要问了，秦国是否就此能一飞冲天了呢？否！
一个新兴国家，不管他的创始人有多么大的雄才大略，要想让国家发育成超级强国，怎么也得一百年，急不得，也快不得，否则就要出问题。
秦襄公之后，先后有七代国君登场，慢慢地把秦国带向了天下霸主的序幕地位。
为什么这么慢？是因为秦国还太落后，还处在不文明的阶段。
你看看它——穷，典章制度也不完备。建国的时候，尽管有山东诸国派来使节，向他们行聘问之礼，但展示在人家眼里的，大概仅仅是不止百年的差距吧？
尽管秦襄公筑了别国都没有的祭祀台，叫做“西畤”，祭祀远祖白帝；尽管他以后的秦文公，也制造了“神鸡”从天而降，为秦国带来王霸运气的神话（今陕西宝鸡的命名，就是从此而来）；但这都是雄心壮志而已——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秦国穷，物质谈不上了，他们就是靠这精神慢慢地往前挪啊！
从秦襄公之后，秦国领袖的名字就好记了。不过，严格说来也不是他们的名字，从受封“秦嬴”名号的非子以后，秦人领袖居然都没留下名字，有的就叫做“秦侯”，有的则叫做“秦仲”。秦仲——晕，这不就是古语中的“秦老二”吗？
这一百多年，我们先按照顺序理一下，那就是文公、宪公、出公、武公、德公、宣公、成公。
先来说文公。文公对秦国“大国崛起”的贡献，是他继承父业，经16年努力，终于赶跑了戎人，夺得了周族的发祥地——岐，控制了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。
他从即位起，就张罗着讨伐戎人，先是领着700名武士从西垂宫（今甘肃礼县）出发“东猎”，其实就是军事演习。第二年到达“汧渭之会”（究竟是哪儿有争议，估计是在宝鸡以东），觉得这地方不错，四通八达，于是就在这里住下，把都邑迁至这里。这一举措，使秦国势力进入了关中腹地，为将来的起飞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立脚点。
至此秦国之土，西起天水，中跨宝鸡，东达岐山，在地理上已经具有一个大国规模了。
领土扩张以后，为取得周王室的更大支持，秦文公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，献给了周王室，自己专心向西拓展。
他发兵驱逐了戎人后，岐山一带还有大量没有随周平王迁走的周人，秦文公就把他们统统收留。这些周人，都是农业上的好手，秦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种庄稼的本事。到此，秦人的游牧经济，就转型成了当时先进的农业经济。
经济的转型，与国家的政治进步、军事强大互为表里。可以想象秦人中的赳赳硬汉，在学习扶犁点种时的笨拙。可是再困难也不能骂娘，为了子孙万代，转型的代价是一定要付的。
文公上台第13年，设立了史官，记录国家历史，老百姓也逐渐有所开化，开始向往文明了。文公在位第20年时，为解决秦人的宗族纠纷，设立了“三族之罪”法律，开始以法治国。
在意识形态方面，他也筑了高台，祭祀白帝。还别出心裁，在陈仓北坂（宝鸡之南）修建了一座大庙，祭祀为秦国带来王霸气象的“神鸡”。
当今也有历史学家说，从天而降的“神鸡”，不过是陨石而已。不管它是什么，秦国的志向，就是要做一个有翅膀的民族。